黑山义勇军征战始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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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系列研究之五
 
谁是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
 
  历史的发展原本是真实的、连贯的。但是记录历史的人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却往往是散碎的、零乱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在史学界,关于“谁是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这个问题上,就存在各种说法。
一、有人说:黄显声是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暴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正规部队,执行当局的不抵抗命令,撤出沈阳。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局长黄显声当即率领警察奋起抵抗,战至9月21日夜。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猛烈攻击下,寡不敌众的中国警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经新民向锦州撤退。
  9月22日,黄显声在沟帮子与先期到达的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东北无线电总台台长陈先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高、陈二人到北平后,会同阎宝航、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等人将“抗日救国会”、“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合组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黄显声任执行委员。
  9月23日,黄显声到达锦州。张学良电令在锦州东北交通大学(现铁路中学)设立辽宁省政府行署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黄显声以警务处长名义主持两署工作。
  9月27日,张学良任命米春霖为辽宁省代理省长,米春霖携锦州籍夫人张诗箴从北平到锦州上任。张学良任命在锦州处理其父丧事的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不久离锦,由参谋长荣臻代行职权。张学良任命黄显声为清乡督办,黄显声和他的书记官刘澜波制定了《东北反日义勇军收编加委方案》,积极发动和组织民众参加义勇军,鼓励和支持退役或潜回家乡的原东北军军官组建义勇军,发动民众维持地方治安。
  12月29日,荣臻奉命将原锦州地区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从通辽到锦州的张树森骑兵第3旅、从洮南到锦州的步兵第20旅等正规军全部调到河北省滦县。锦州地区只剩下黄显声新编的三个公安骑兵总队和民众抗日义勇军。
  在这一时期,黄显声、熊正平率警察部队先后消灭了凌印清和张学成两支汉奸武装。组建和委编了二十二路抗日义勇军,人数近十万,发动了两次锦州保卫战。日伪报纸称:“黄显声统帅十县,民团八万。”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辽宁省政府行署迁到滦县。黄显声将指挥部迁到北票,继续领导抗日。1月10日,黄显声率部撤到河北省抚宁,奉命组建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并出任师长后,将抗日义勇军指挥权移交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毫无疑问,黄显声是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是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期间日伪报纸宣称的抗日民团的统帅。
 
·           有人说:义勇军的上级领导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救国会的总负责人高崇民是总司令。
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是在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在张学良的默许下,由辽宁的爱国人士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以东北籍广大爱国青年为主体,广泛吸收各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从1931年9月27日成立到1933年7月16日被何应钦强行取缔为止,救国会实行的是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制,没有设立总负责人。德高望重的高崇民是救国会的常委兼总务组的副组长。阎宝航1932年8月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一文的第四节:义勇军之指挥中记载:“辽宁全省义勇军由五军区总指挥分别统辖,而五军区总指挥则受命于本会常委会。其军事计划由常委会决议,或直接命令,或交特务部执行。此外则设军事委员会,聘请军事专家充任委员,研究作战方略,建议常务委员会采择施行。”救国会不设会长和总负责人是一个十分罕见地历史现象。
  1932年5月,救国会曾向张学良建议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因国民政府要与日本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不允许把救国会这个民众救亡团体搞成军事组织而被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因此,不仅高崇民不是义勇军总司令,就连救国会专门负责军事工作的军事部长王化一也不是义勇军总司令。王化一原是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是个不懂军事的文化人。他任救国会军事部长兼第二军区总指挥,是掩人耳目摆样子给外人看的。
  除此以外,还有某某是总司令、总指挥的说法,皆不可考。黄显声没有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黄显声交权后,救国会没有设立总司令部,哪里还能有那么多总司令、总指挥!
 
·           有人说:救国会工作人员拿着张学良的委任状委任各路义勇军司令,张学良是义勇军总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是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1931年11月16日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8月20日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2月任华北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指挥。
  1933年3月12日下野。
  1931年9月至1933年1月期间,张学良只是暗中支持和帮助抗日义勇军,没有直接参与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1933年2月热河抗战开始至1933年3月12日下野,张学良指挥东北军和抗日义勇军发动了热河保卫战。从热河保卫战来说,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统帅,也是辽宁抗日义勇军、吉林抗日自卫军、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等各地民众抗日武装共同的统帅,是辽宁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的上级领导。张学良在东北各地有威望,拿着他的亲笔信和委任状收编和组建抗日义勇军有力度、有成效,仅此而已。如果以此为由,把张学良说成是义勇军的总司令,岂不是把张学良的职位说的太小了吗?
 
·           还有人说:朱庆澜是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
 
 
  朱庆澜原籍浙江绍兴,19岁到锦州投军于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巡防营。晋升为统领后,历任四川十七镇统领、四川省大汉军政府副都督、黑龙江省督军、省长、广东省长、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等职,晚年致力于社会赈济。
  1931年‘918’事变时,朱庆澜在上海赈济长江水灾,他的夫人徐雅致在锦州操办义学—成德女子中学。他一边急电住在锦州古塔附近北二街的家眷弃家出走,一边在上海筹备成立‘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出任理事长。
  1931年10月,朱庆澜亲赴辽西动员老部下王显庭成立了第一支抗日义勇军。朱庆澜以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的名义,任命王显庭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日军情报称朱庆澜为抗日义勇军诸司令的总裁。
  1932年4月26日上海成立东北义勇军后援会,5月易名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简称‘后援会’),朱庆澜任会长,并在南京政府注册备案。
  1932年6月,后援会将救国会对抗日义勇军执行的军区编制改为军团编制,重新任命各军团总指挥和各路义勇军的司令,与救国会发生矛盾。为了消除两会的矛盾,在张学良的协调下,后援会于1932年8月23日迁到北平,与救国会合作抗日。
  1932年11月,两会达成协议共同成立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任总司令。保留救国会的军事部,王化一为部长,迁到后援会的院内办公,专门负责辽宁地区义勇军的工作。
  1933年7月救国会被取缔后,其工作人员全部合并到后援会。
  1934年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编织罪名,以查账为由停止了后援会的工作。
  1932年11月以后,辽、吉、黑、热、蒙各地民众抗日武装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朱庆瀾是这些抗日义勇军部队的总司令。
  综上所述:
  1931年9月至1932年1月,日伪宣称的抗日义勇军统帅是坐镇锦州的黄显声,抗日义勇军的总裁是朱庆澜。
  1932年2月至1932年10月抗日义勇军没有总司令。
  1932年11月至1934年2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总司令是居住在锦州三十八年,日后将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朱庆澜。
  所有组建和领导抗日义勇军的人物和机构都在锦州,所有组建和领导抗日义勇军的事件也都发生在锦州,锦州当仁不让地成为抗日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发祥地。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研究之六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形成的权威说法
  谈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孙师毅、夏衍、许辛之等人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作用与贡献却鲜为人知。
  对《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有多种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田汉同志1935年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托家人带出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有人问过田汉,田汉说他也记不清了。还有的资料说《风云儿女》的剧本是夏衍改编的。
 
 
  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来历一文。夏衍说:“田汉在被押送去南京前,在香烟衬纸上写了一首‘生平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诗。林维中带女儿田野探监时,田汉让林维中把这首诗转给孙师毅和我。”
  夏衍认为,田汉在国民党监狱里写的不是歌词,是日后编进《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里的那首七律诗《入狱》。
  1983年1月27日,夏衍针对《义勇军进行曲》来历的各种说法,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夏衍在信里说:“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田汉同志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同志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拍摄脚本,孙师毅同志征得田汉同志同意,把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凤凰的再生》的主题歌词,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我请词作家孙师毅同志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曲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同志转交给了作曲家聂耳。
  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来历一文。夏衍说:“田汉在被押送去南京前,在香烟衬纸上写了一首‘生平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诗。林维中带女儿田野探监时,田汉让林维中把这首诗转给孙师毅和我。”
  夏衍认为,田汉在国民党监狱里写的不是歌词,是日后编进《田汉选集》(戏剧诗歌集)里的那首七律诗《入狱》。
  1983年1月27日,夏衍针对《义勇军进行曲》来历的各种说法,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夏衍在信里说:“1934年,‘电通’公司在上海成立,请田汉同志写一个电影剧本。到这一年冬天,田汉同志先交了个简单的,名叫《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同志。1935年2月,田汉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同志把田汉同志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拍摄脚本,孙师毅同志征得田汉同志同意,把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凤凰的再生》的主题歌词,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我请词作家孙师毅同志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曲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同志转交给了作曲家聂耳。
  不久,聂耳就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并向孙师毅和《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等人征求意见。1935年4月15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他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定稿寄回上海。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
  1935年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播映。
  《义勇军进行曲》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并流传海外。”
  著名作曲家孟波回忆:“1934年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关系。电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当年秋末冬初,田汉完成了《凤凰涅盘》(也称《凤凰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电通公司负责人孙师毅。梗概写在旧式10行红格纸上,约10余页,总计15个章节,田汉写的主题歌《军歌》歌词附在最后一页。1935年2月19日夜,电影分镜头脚本还没开写,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
 
 1959年,孙师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们商量把歌词加以更动。”。
  由此可见,最终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在田汉原歌词的基础上经过多人修改、完善而成的。它不是田汉一个人单独创作的,其中也包含了聂耳、孙师毅、夏衍、许辛之等人的智慧。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系列研究之七
 
聂耳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最后定稿的贡献
 
  聂耳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对《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完善和定稿所做出的贡献。
  《文史通讯》1981年第1期刊登了《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的回忆文章。许幸之在文章中说:“一天清晨,聂耳走进我的宿舍,激动地将我唤醒。告诉我曲子谱成了,我坐起来,让他唱给我听。于是聂耳坐在写字台桌角上,一手拿着乐谱,一手在写字台上重重地打着拍子。一连唱了几遍,然后停下来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起初有些顾虑未敢直言。爽快的聂耳着急地对我说:‘快把你的意见说出来我好修改啊,老兄!’我这才打消了顾虑说: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显得有些低沉。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该减少一些装饰音,使他成为一个铿锵有力的煞尾。
  听了我的意见,聂耳经过一番思索,在乐谱上作了修改。接着我们俩按照修改后的乐谱合唱起来。起句果然比原来激昂得多了,末尾又增加了叠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夏衍、孙师毅、许幸之等人的回忆文章都说田汉的歌词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田汉写的这些歌词一共是六十五个字。夏衍、孙师毅将‘飞机大炮’改为‘炮火’。原歌词变为六十三个字。是聂耳在谱曲的时候将歌词最后修改并确定为现在的八十四个字。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田汉也承认:“我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
  因此说,聂耳不仅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他对歌词的完善和定稿也做出过贡献。
  许幸之还证实:“聂耳说,他在谱写这首曲子的时候,眼前仿佛展现出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浴血奋战的画面。”
 
 
 锦州抗日义勇军老战士刘凤梧证实:1933年2月,聂耳亲临热河抗战前线。聂耳不仅在热河抗战前线看到了锦州抗日义勇军浴血奋战的场面,还听到了锦州抗日义勇军唱的《义勇军誓词歌》。
  因此说,聂耳眼前展现的画面是他1933年2月,在热河亲眼看到的锦州抗日义勇军骑兵杀敌的画面。聂耳经过一番思索,回想起的是锦州抗日义勇军当年唱的《义勇军誓词歌》的歌词和旋律。
  聂耳最后修改并确定的八十四个字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锦州《义勇军誓词歌》歌词十分相似,这一现象进一步证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来源于锦州的《义勇军誓词歌》的歌词,锦州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发祥地。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系列研究之八
清原《血盟救国军歌》歌词来源于黑山《义勇军誓词歌》歌词
2005年10月1日,抚顺新闻网报道说: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歌》,宣布成立血盟救国军。1932年4月21日,包括桓仁、清原在内的辽东14个县一万多人在桓仁举行誓师大会,唐聚五被公推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孙铭宸被委任为第六路军第六旅旅长。两天后,唐聚五发布《告武装同志书》,又通过北京邮电局发到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清原《血盟救国军歌》唱道:“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桓仁《告武装同志书》洋洋数千字,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
  《辽宁民众自卫军歌》唱道:“光荣,光荣,我军战胜。民众为后盾,主义做先锋,以少击众敌,败叶扫秋风,抗日军民是英雄。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才能奠定了锦绣的辽东。”
  当时,田汉身在上海,在创作之前,他既没有在义勇军中的生活经历,也没有到东北长城抗战前线实地采访过,但他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收集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在内的创作素材。据专家研究,1934年,东北义勇军被迫解散后,唐聚五到武汉找张学良汇报工作,并拜见过《抗战日报》主编田汉,也有可能直接给田汉提供过创作素材或有关资料。
  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应视为田汉根据抗日民歌素材独立完成的“点石成金”之作。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本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尊重词作家辛勤劳动的原则,考虑到聂耳、孙师毅等人贡献,将《义勇军进行曲》或《国歌》的歌词署名改为“田汉等根据辽东抗日民歌创作完成”,也许更为合情合理。(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根据上述观点,结合近年锦州抗日义勇军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
 
一、锦州黑山县高鹏振的“镇北军”成立时间早于清原“血盟救国军”。
 
  锦州黑山县高鹏振的“镇北军”成立时间是1931年9月27日,清原“血盟救国军”成立时间是1931年10月19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时间是1932年4月21日。锦州黑山县高鹏振的“镇北军”成立时间比清原“血盟救国军”成立时间早了二十多天,比“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时间早了六个多月。
  锦州黑山县高鹏振“镇北军”的《义勇军誓词歌》诞生的时间早于《血盟救国军歌》、《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歌》是不争的事实。
二、《血盟救国军歌》歌词来源于锦州黑山《义勇军誓词歌》歌词。
 
《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歌》诞生的时间晚于《血盟救国军歌》的诞生时间,《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歌》歌词来源于《血盟救国军歌》歌词。
  《血盟救国军歌》诞生的时间晚于《义勇军誓词歌》,《血盟救国军歌》歌词中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是一字不差地从《义勇军誓词歌》歌词中抄来的。因此说《血盟救国军歌》歌词则来源于《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甚至可以说《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歌》歌词也是来源于《义勇军誓词歌》歌词。
  到锦州黑山县发动抗日,填写《义勇军誓词歌》的王立川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人员,到清原、桓仁发动抗日的车向忱、王育文、黄宇宙也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人员,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人员把锦州的抗日口号和“勇于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传递到辽东,并得到辽东抗日民众的认可。锦州是义勇军的发祥地,也是“勇于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保家卫国战斗精神”的发祥地。
 
  三、唐聚五向田汉提供的创作素材来源于锦州黑山《义勇军誓词歌》歌词。
 
如果说,桓仁的关于“1934年,东北义勇军被迫解散后,唐聚五到武汉找张学良汇报工作,并拜见过《抗战日报》主编田汉,也有可能直接给田汉提供过创作素材或有关资料。”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我们则更有理由断定唐聚五向田汉提供的创作素材或有关资料来源于锦州黑山《义勇军誓词歌》歌词。
  所以说:锦州市是义勇军的发祥地,也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发祥地。
  (注:本文作者刘生林,黑山人,义勇军将领刘凤梧之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影响下,张学良组建的锦州军政两署、由中共地下党参与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朱庆澜创建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东北人民和部分东北军爱国将士自发的抗日热潮,汇聚成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滚滚洪流,辽西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纷纷竖起了武装抗日的大旗。
  以黄显声在锦州军政两署发布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编委方案》,率先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黑山县绿林首领高鹏振组建第一支辽西抗日义勇军部队——东北国民救国军,以及朱庆澜、王显庭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为主要标志,锦州成为辽西乃至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战时期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剧作家田汉作词,音乐家聂耳作曲,由曾经家居锦州38年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确定歌名。《义勇军进行曲》词曲创作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英雄事迹。
 
  1、“九·一八”事变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东北军政最高长官张学良执行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事前曾多次训令东北军一旦遇到日军武装挑衅时不得抵抗。当时,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伤亡600余人后撤出北大营。
  9月18日夜直到19日,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黄显声,毅然率领公安警察部队武装抗击日军进攻沈阳市区,击毙部分日军,公安警察伤亡近500人。在孤立无援的危急情况下,最后被迫撤出沈阳,向锦州集结待命。
  9月19日,日军又在占领沈阳的同时占领长春。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
  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5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三省的军队却有16.5万人。按照蒋介石不准抵抗的训令,大多数东北军不战而退或且战且退,慌忙撤退到锦州及关内。
  一夜之间,张学良由一位风流倜傥的东北军少帅,变成了被全国人民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虽然未能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战工作,尽可能支撑东北三省抗日临时政府,支持东北军余部以及民众抗战。
  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在辽西首府锦州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即辽宁省临时政府,简称锦州军政两署,办公地点设在东北交通大学(现锦州铁路高中),由黄显声实际主持锦州军政两署工作。张学良还陆续组建了吉林和黑龙江省抗日临时政府。面对日军对东三省未沦陷区的继续进攻,东北军余部且战且退。1932年1月3日和2月5日,锦州和哈尔滨分别沦陷之后,随之东北全境沦陷,辽、吉、黑三省抗日临时政府陆续解体。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及东北三省沦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蒋介石长期以来对日本侵略采取的不抵抗政策。
 
  2、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号召东北以及全国人民武装抗日。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号召全国广大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要“发动游击战争”。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及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号召影响以及张学良的支持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等一批东北抗日救亡组织先后成立。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由中共地下党参与领导,由卢广绩、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等军政界和其他爱国人士组成的全国主要抗日救亡团体之一,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1931年11月中旬,著名抗日将领朱庆澜在上海创建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1932年4月26日改称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又于1932年5月改为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朱庆澜为会长。知名人士朱霁青和东北军将领宋九龄创建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这些抗日救亡组织和黄显声主持的锦州军政两署以及后来组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松散型的领导机构。
  锦州、辽西乃至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建和抗日武装斗争,始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中共满洲省委和河北省委、北平市委、奉天特委先后派出东北军中的一批地下党、团员和200多名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到各地义勇军中开展工作,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和学生参加义勇军,动员社会各界进行募捐,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迅猛,民众抗日武装斗争势如潮涌。
 
  3、锦州成为辽西乃至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
 
  以黄显声在锦州军政两署发布抗日义勇军《编委方案》,在辽西8县率先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黑山县绿林首领高鹏振组建第一支辽西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以及朱庆澜、王显庭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为标志,锦州成为辽西乃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民众抗日武装遍及辽、吉、黑三省与蒙东地区,高潮时东北民众抗日武装部队总数达到50多支,总人数达到30多万人。东北民众抗日武装属于松散型的多头领导,各部队番号并不统一,辽宁大都称为“抗日义勇军”,吉林大都称为“抗日自卫军”和“国民救国军“,黑龙江大都称为“抗日救国军”,蒙东大都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史学界一般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辽西地区的义勇军统称辽西抗日义勇军。
  黄显声是辽西乃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缔造者,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派谴到东北军工作的地下党员刘澜波,担任黄显声的少校书记官,对黄显声将军走上抗日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黄显声在锦州主持锦州军政两署工作以后,在刘澜波的协助和张学良的支持下,于1931年9月26日在锦州市内的东北交通大学主持召开了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等辽西地区8县公安局长会议,要求各县积极加强民众武装,并决定组建省公安骑兵总队;10月上旬,黄显声和辽宁省警务处督察长熊飞在锦州北街福金生百货店内,秘密召集各县绿林首领,决定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继而又发布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编委方案》,对辽西抗日义勇军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并由锦州军政两署供给部分经费和枪支弹药,计划在辽西组建抗日义勇军8万人。“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还曾向辽宁省各县的公安机关发放了近20万的枪支和大批弹药,成为抗日义勇军最重要的武器来源。日寇由此称黄显声为辽西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总司令”。后来,黄显声被史学界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
  从1931年9月下旬开始,以锦州为中心辐射到辽西乃至全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队伍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抗日义勇军人员的组成,有当时政界的知名人士和原东北军爱国官兵、绿林武装以及各界爱国人士。
  在辽西乃至东北最先竖起抗日义勇军大旗的第一支队伍,是黑山县绿林武装首领高鹏振的东北国民救国军。
  1931年9月27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9天,高鹏振在黑山县组建辽西第一支抗日义勇军,起初名为镇北军。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员王立川的指导下,于10月10日改称东北国民救国军,高鹏振为司令,队伍下设4个团,骑兵和步兵发展到3000多人。
  1931年10月,知名人士朱庆澜会同东北军将领高文斌、冯安国等人,约见了原东北军将领王显廷,决定由朱庆澜援助部分枪支弹药和物资,在黑山县组建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由王显廷任司令,冯安国任副司令。
  辽西抗日义勇军的其他主要队伍还有:由耿继周、郑桂林、马子丹、朱霁青、潘贯儒、于百恩、王炤泮、贾秉彝、李芳廷、金子明、赵大中、由督范、肖汉臣、孙雨田、刘存启、杜成栋、何占林、宋黎、高体乾、李海峰、刘振东、孟昭炎、宋九龄、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王北成、佟锡久、蓝天林、苑九占等义勇军首领率领的近30支抗日义勇军部队。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锦州军政两署被迫撤出辽西,黄显声率部到河北抚宁,奉命组建东北军骑兵第二师并出任师长,将抗日义勇军指挥权移交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年11月,朱庆澜担任会长的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在北平与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办公并作出决议: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
  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设置了各个职能部门,同时,在上海、北京、天津、承德等地设立办事处,对原来东北民众救国会任命的义勇军部队重新划分为若干军团,实施新的番号,力求加强指挥,增加供给,将海内外捐助的武器弹药、资金和物资送到东北抗日前线,并对阵亡的义勇军官兵给予抚恤。
  到1932年和1933年上半年辽西抗日义勇军活动高潮时期,在辽西大地战斗的抗日义勇军总人数达10万余人,义勇军队伍达到30多支。
 
  4、辽西抗日义勇军率先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英雄的辽西抗日义勇军响应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号召,打响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在1931年9月到1937年6月的6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10多万辽西抗日义勇军将士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先后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击毙击伤日伪军3000多人,击落敌机6架,并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无数的辽西抗日义勇军将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
  辽西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光辉史册,记载着许许多多义勇军将士英勇作战的真实故事。
  1931年10月末,辽西抗日义勇军初战消灭凌印清汉奸队伍。凌印清汉奸队伍被消灭之后,继而再战消灭了汉奸张学成及所部伪军。
  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指挥刘春山、刘存启和刘春雨等民团和绿林武装,歼灭日军古贺骑兵联队。1932年1月9日上午10时,刘春山部向日军发起猛烈射击,古贺联队长和石野小队长以及松尾少尉的输送监视队共40多名日军毙命。
  高鹏振率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多次重创日军。1932年1月11日,日军驻黑山新立屯骑兵姬路部队第二中队准备血洗五台子村,高鹏振率300多名骑兵将日军骑兵中队团团包围,不破直治大尉和广濑中尉当场毙命,有76名日军被打死,史称“五台子大捷”。
  辽西抗日义勇军各部还在以下多次战斗中重创日军:
  中共党员王北成率领的抗日义勇军消灭黑山铁路日军。赵大中第二十五路义勇军和王显廷第一路义勇军击落敌机两架。郑桂林率第四十八路义勇军在绥中兴城一带多次重创日军。第四路义勇军两次袭击新民县城,共毙敌100余名。王显廷第一路义勇军在黑山八道壕车站全歼日军一个小队,打死日军18人。潘贯儒率第五路义勇军袭击大虎山镇,歼灭日军45人。由督范、谢朝品等联合锦县抗日义勇军袭击大凌河车站。北镇县抗日大刀会支援高鹏振部义勇军,在北镇小白屯打死打伤伪警察局长单喜庭等21人。于百恩、张海涛第十二路义勇军两次袭击北宁路,共打死日军57人。北镇义勇军于1932年1月9日深夜,巧炸沟帮子火车站日军军火库,6名日军全被炸死。耿继周率第四路义勇军两克彰武,消灭日伪军百余人。佟锡久率部在台安桑林子伏击日军,击毙池田安建大尉等日军30余人。郑子丰率第十五路义勇军屡袭北宁路,击毙日伪军7人。朱霁青、马子丹率义勇军两次攻打义县县城,歼灭日伪军多人。彭晓秋、袁振民率义勇军多次奇袭日军,歼灭日军数十人。宋九龄率锦州附近的义勇军攻打锦州,打死日军官兵29人。朝阳县明信沟农民王文福,人称“王老凿”,率领当地农民坚守明信沟闭山自守,坚持抗日14年,在辽西地区始终保留一块“中国地”。
  1932年1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满洲事变第三次宣言》中表彰了锦州及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宣言中说:“锦州和各地广大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队抗日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英勇斗争的行动,驱逐了日军出义县、白旗堡、新立屯、大虎山等地方,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滚出辽西的占据地,我们号召全满洲以至全国劳苦群众起来,与辽西劳苦弟兄们一致斗争!”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5月,是辽西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战的高潮时期。1933年5月以后,中国军队和抗日义勇军的热河保卫战、长城抗战陆续失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河北省冀东地区沦为日军占领区。此后,辽西抗日义勇军失去了赖以回旋的后方和武器、物资的支持。1933年7月以后,抗日义勇军松散型的领导机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国民党政府强令取缔,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也被迫解散。在日军调动精锐部队多次围剿,国民政府强令遣散抗日义勇军的困难条件下,松散的指挥体系,弹药和物资的缺乏,以及一些义勇军盲目攻打大城镇自身的失误等多方面原因,许多义勇军首领和战士陆续牺牲。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辽西抗日义勇军转入低潮并陆续走向分化与改组,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分入关加入了八路军等华北抗日武装,极少数义勇军将士陆续分散坚持继续抗日。
  在中国14年抗日战争中,辽西抗日义勇军率先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辽西大地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悲壮诗篇。
 
  5、辽西抗日义勇军战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主要素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战时期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我国著名剧作家、共产党员田汉作词,著名音乐家、共产党员聂耳作曲。
  1932年和1933年,国内各地报刊上连续登载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胜利战果。1932年1月14日,《新天津报》刊登了日军古贺骑兵联队在锦西冮屯被辽西抗日义勇军全歼的消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联络员王立川在《新中华》杂志1932年第1卷第9期——第11期连续发表题为《血战归来》的文章,详细报道了高鹏振部义勇军在黑山县五台子村外歼灭日军的事迹,使革命作家田汉深受鼓舞。
  1932年12月,张学良调集锦州地区高鹏振、耿继周、郑桂林、张海天、项青山等部义勇军和黑山县、阜新县多支辽西抗日义勇军,组成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辽西义勇军骑兵一团,开赴热河省建平县的朱碌科一带,会同东北军参加热河保卫战。
  1933年2月,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率慰问团,带着枪支弹药和慰问品来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东北军和辽西义勇军将士。田汉、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也随团来到热河抗日前线,专门采访了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并做抗日宣传工作。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中将副总指挥郭景珊生前曾对儿子郭春光说:“1933年我参加热河、长城抗战时期,上海电影界有位姓田的人(即田汉),是位负责人,听说他是共产党人,曾经找过我了解有关义勇军在热河战斗的情况。”据辽西抗日义勇军老战士刘凤梧回忆:他当时任义勇军骑兵旅直属独立骑兵迫击炮连连长,“看见聂耳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拍的电影《热河血战史》记录了不少我们这些骑兵部队活动情况,其中镜头中骑白马的就是我。”正因为聂耳在亲眼目睹了义勇军抗战的场面,为他后来给《义勇军进行曲》谱曲丰富了感性认识。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日作战的一系列英雄事迹和新闻报道,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
  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于1934年筹拍进步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但是,田汉只是交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了,后来这部电影由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夏衍改成摄制台本。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当聂耳知道夏衍正在完成《风云儿女》电影台本时,马上找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创作任务。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又修改了曲谱初稿,定稿后寄回国内。
 
  6、家住锦州的朱庆澜将军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
 
  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以及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家住锦州38年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
  朱庆澜,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1874年生于山东济南。1893年19岁时举家迁居锦州,在锦州入清军巡防营从军逐步晋升。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1915年授陆军上将。后历任黑龙江省护军使、黑龙江省将军、广东省长、广东新军司令。1923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5年辞官回锦州私邸。此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慈善救济事业,是旧中国第一代著名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
  朱庆澜于1928年在锦州创办朱家果园和成德女子中学(旧址为现锦州市古塔区医院),朱庆澜的夫人徐雅志任校长。朱庆澜的宅邸位于锦州古城北二街现在的华庭小区,称为朱家大院,锦州人后来将朱庆澜所住胡同称为朱将军胡同。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朱庆澜以个人身份发出全国通电,要求全国抗日,被社会公推组织抗日后援会机构,并将家眷由锦州迁居北平,自己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
  朱庆澜将军还致力于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宣传抗日义勇军的事迹以呼吁全国抗战。1932年,上海晨报主编陈彬稣出版了全国第一部宣传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的书籍《东北义勇军》,朱庆澜题写了书名;朱庆澜并在1934年出资赞助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据上海国歌展示馆有关专家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拍摄完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于是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和歌曲唱片的发行而流传全国。朱庆澜将军不愧是电影《风云儿女》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幕后英雄。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深入挖掘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提炼义勇军精神,打造锦州是义勇军和国歌发祥地文化品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定会大力激发锦州人民的爱国热情,成为加快锦州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和辽宁沿海第二大城市的精神动力。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
  《“九·一八”事变史》
  《“九·一八”抗战史》
  《“九·一八”事变实录》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辽宁抗日风云录》
  《辽西抗日义勇军》
  《辽西义勇军史稿》
  《辽西抗日义勇军之歌》
  《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
  《苦难与斗争十四年》
  《回忆黑山抗日义勇军》
  《田汉传》
  《田汉文集》
  《我的父亲田汉与聂耳的战斗友情》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集
  《辽宁文史资料》
  《沈阳文史资料》
  《新民文史资料》
  《义县文史资料》
  《张学良将军传略》
  《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
  《朱庆澜传略》
  浙江省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第17期《朱庆澜》
  陕西历史文化百部丛书《传奇将军朱子桥》
  《英雄无名阎宝航》
  《蒋介石传》
  《伪满洲国史》
  《汉奸秘闻录》
  《国贼郑孝胥旅大行事心迹考实》
  《中华传奇》
  《申报》
  《新中华》杂志
  《新天津报》
  《天津国民日报》
  《盛京时报》
  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关东军机密档案》
  辽宁电视台《千古功臣张学良》
  日文版中译本《满洲事变概要》
  日文版中译本《关东军秘史》
  日文版中译本《满铁调查部内幕》
  日文版中译本《裕仁天皇传》
  日文版《满洲建国和上海大事变史》
  日文版《满洲事变实志》
  日文版《协和》杂志
  日文版《日本骑兵史》
  日文版《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
  日文版《本庄日记》
  日文版《满洲大事变日志》
  日文版《满洲国治安小史》
  日文版《石本权四郎》
  日文版《满洲事变大画谱》
      日文版《满洲忠灵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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