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义勇军征战始末(五)

录入:水争  www.hszxw.gov.cn   2015/7/9  人气:1583

附录(一)

   抗战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口头上号召全民抗日,还在实际行动中组建和领导了抗日义勇军。由于当时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很小,组建和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数量很少,一般人只知道抗联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部队,不知道在抗日义勇军中也有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部队。
  其实,抗联是共产党联合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山林队、东北军官兵、东北警察共同组建的抗日队伍。也就是说,是1931年先有了抗日义勇军,1934年以后才有的抗日联军。
 
 一、哪支部队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部队。
 
  据史料记载:1931年10月,中共沟帮子党支部派党员王北成,在锦州黑山县励家组建和领导了励家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
  1932年2月,中共北平地下党派李兆麟到辽阳组建第二十四路义勇军。
  1932年3月,在小汪清成立了以金哲为队长的游击队。在王德林救国军中成立了别动队。11月别动队及从宁安、安图退下来的抗日队伍加入游击队,组成汪清游击大队,梁成龙任大队长。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林到磐石创建、领导抗日武装,派周保中到吉东地区指导抗日斗争。
  1932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和吴福海到巴彦组建游击队。
  1932年6月4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磐东小金厂成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11月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将队伍整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初再经整顿,由袁得胜任总队长,杨靖宇任政委,下设3个大队,1个教导队。到1933年5月底,队伍发展到300余人。成为南满抗日骨干力量。
  南满另一支游击队为海龙游击队。抗战初期,中共海龙县委派人到辽宁民众自卫军第9路包景华部开展工作。1932年底第9路瓦解,海龙工农义勇军独树战旗。1933年1月经杨靖宇整顿,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7军海龙游击队”。后与义勇军苏剑飞部会合,发展到80余人。
  在珲春县,以先期成立的别动队和赤卫队为基础,于1932年夏,在大荒沟成立了以姜锡焕为队长的岭北游击队,在烟筒砬子成立了以姜一武为队长的岭南游击队。11月两部合并为珲春县游击队。1933年4月,吸收救国军吴义成部30余人,成立了珲春游击总队,孔宪琛任总队长,朴泰益为政委。
  在和龙县,1932年春夏,在开山屯、大砬子、平岗、三道沟组建了4支小游击队。同年秋各队集中组成和龙县游击队,1933年春扩大为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承汉,政委车龙德。
  在延吉县,1932年春,在依兰沟和老头沟成立了两支游击队后,吸收花莲里赤卫队及山林队,于1933年1月成立了延吉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朴东根,政委朴吉。分3个中队,130余人。
  在以上游击队的基础上,1933年春,东满特委组成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总计200多人,枪械80余支。并在4个县建立了10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从上述各个部队成立的时间上不难看出,在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这些抗日部队中,锦州黑山县励家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成立的时间是最早的。
 
  二、为什么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部队会诞生在锦州。
 
  锦州黑山县励家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之所以最早诞生在锦州,与中共沟帮子党支部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共沟帮子党支部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这个历史事实鲜为人知。过去的说法是:中共沟帮子党支部是辽宁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近日,经过笔者考证、查实,中共沟帮子党支部不仅是辽宁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
  1923年底,欧阳强在沟帮子铁路机务段成立了党小组。1924年底,成立了中共沟帮子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第二个党支部是1925年5月,由吴丽石成立的哈尔滨铁路机务段地包党支部。第三个党支部是奉天党支部,成立于1926年初。
  准确地说:1923年10月,陈为人、李震赢以《哈尔滨晨光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在进步青年中成立了中共哈尔滨组。这是东北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当时只有3名党员、6名团员。当年年底,陈为人、李震赢在哈尔滨的活动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两人被迫转移到其他城市。从成立党小组的时间看,中共哈尔滨组是第一个,沟帮子党小组是第二个。若从成立党支部的时间看,中共沟帮子党支部是第一个,中共哈尔滨地包党支部是第二个。
  陈为人和李震赢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他们离开哈尔滨以后,党组织的发展处于停顿状态。吴丽石来到哈尔滨以后,在铁路工人中开展活动,把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欧阳强在沟帮子铁路机务段成立了党小组以后,没有离开沟帮子,他不间断地在铁路工人中开展活动,并把党小组发展为党支部。这是中共沟帮子党支部的成立时间早于中共哈尔滨地包党支部成立时间的主要原因。
  由于东北共产党组织在锦州地区活动的时间最长,威望最高,打下的群众基础最扎实,所以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通过锦州地区党员骨干的嘴里说出来,当地的群众最信服。当共产党员动员老百姓参加抗日义勇军时,很多不愿当亡国奴的贫苦百姓愿意跟着共产党抗日打鬼子。
 
 三、为什么共产党在锦州组建和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部队数量很少。
 
  在锦州地区,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部队之所以数量很少,与中共沟帮子党支部的党员不多、活动范围很小有关。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共产党组织主要建立在产业工人中。1929年,张学良对苏联发动中东路战争时,东北的共产党组织,公开采取了支持苏联反对张学良的行动。中东路战争失败后,东北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张学良政权的大规模破坏,致使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党组织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
  1923年成立沟帮子党小组时,党员是7人。1930年成立中共沟帮子特支时,党员只有10人。整个辽西地区只有这一个党组织,并且在七年间只发展了三名党员。这些党员都是铁路工人,抗战前的辽西广大农村既没有党组织也没有党员。
 
 四、为什么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部队诞生在锦州黑山县的励家。
 
 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部队最先诞生在锦州黑山县励家,既与励家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在那里活动的共产党员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有关。
  励家是北宁铁路边上一个较大的村子,解放后这里是励家公社,现在是励家镇所在地。北宁铁路在励家有一个车站,中共沟帮子党支部党员王北成的公开身份是励家车站的站长。多年来,王北成支持农民的保田斗争,农民支持铁路工人的花红斗争,王北成在当地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大众武装抗日。王北成受党的派遣,利用良好的群众关系,四处联络,率先组建起工农结合的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最初,这支义勇军部队的战士是铁路工人和铁路沿线的农民。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支义勇军部队又吸纳了爱国学生和爱国的原东北军官兵。
  据史料记载:1931年10月,励家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组建后,一直战斗在铁路沿线。这支部队拔掉了大虎山三十二孔铁路桥上的日军据点、在广胜屯附近的铁路线上打掉一辆日军装甲巡逻车、联合其他义勇军部队共同消灭了驻守大虎山火车站的日军指挥部。其中,1932年1月夜袭大虎山三十二孔铁路桥的战斗,是共产党抗日战史中有记载的第一次战斗。至今为止,没有发现在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战斗中,有比这次战斗更早的战斗。
  正因为锦州黑山县励家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并且始终坚持党对部队的领导,所以这支部队一直保留至今。它现在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九三师五七七团。这支部队既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部队中资格最老的部队,也是唯一以团一级建制保留下来的抗日义勇军部队。
  据《大公报》1931年10月17日报道:“北宁路工会天津分会事务所昨天下午五时,议决组织铁路工人救国敢死队。”这个报道记录的也是1931年10月铁路工人组建抗日武装的情况。
  上述两份史料,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党在同一时期发动北宁铁路工人组建抗日武装的情况。从锦州档案馆只存有一张铁路工人拆毁女儿河铁路大桥的照片,没有文字记载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时期,锦州的共产党组织除了组建和领导了励家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以外,一定还在锦州沿线的铁路工人中组建了其他的抗日队伍,是这些抗日工人队伍拆毁了女儿河铁路大桥。
  鉴于铁路工人要利用合法身份向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配合抗日义勇军在铁路上打击日军,共产党在铁路工人中组建的这些抗日武装很可能是秘密的。现存的关于锦州铁路工人抗日的史料保留下来的很少,这方面的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发现。
 
  五、共产党在锦州黑山县励家成立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的历史意义。
 
  1、这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部队,这支部队的诞生,把共产党抗日战史的起点,从成立抗联时的1934年2月向前推进到1931年10月。
  2、这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民众抗日义勇军部队,这支部队的诞生,标志着共产党开始从地下活动转入公开活动,开始从口头宣传抗日转为直接组织民众武装力量。在抗日斗争的严酷形势下,开启了从笔杆子向枪杆子的转变。
  3、这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工农结合的抗日义勇军部队,这支部队的诞生,标志着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重点开始从城市的产业工人转向农村的贫苦农民。
  4、这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团结和吸纳了东北爱国学生、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日义勇军部队,这支部队的诞生,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始雏形在锦州出现了。
  5、这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接受过聂耳采访和慰问的抗日义勇军部队,这支部队的战斗历程,标志着《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素材来源于锦州。
  6、这是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唯一一支保留至今的抗日义勇军部队,这支部队的存在,标志着抗日义勇军的精神血脉仍然流动在人民军队的传承中。
  上述谈到的,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的活动,在六个方面得到发展的原点都是锦州。锦州不仅是抗日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发祥地,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的发祥地。
  从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已经过去了83年。我们在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中,缅怀抗日志士的光辉业绩时,让我们记住当年战斗在锦州抗日前线的10位老一辈共产党员。
  他们是:党支部书记欧阳强、组织委员李华灿、宣传委员林立、工会书记冯昌、工会总代表李嘉晓。党员唐罗求、罗惠芬、谭东桂、王北成、程海华。
  (注:本文作者刘生林,黑山人,义勇军将领刘凤梧之子。)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系列研究之一
 
聂耳热河纪行考
  聂耳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是中国抗日救亡歌曲的开拓者。1933年2月18日至2月28日,聂耳曾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领导的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后援会,来到热河抗战前线——建平县的朱碌科和四家子,慰问和采访驻守在那里的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番号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亲身感受到了抗日义勇军在朱碌科阻击战中的战斗风采。协助摄影师张慧冲和张惠民拍摄了战地纪录片《热河血泪史》。
 
·           史料对聂耳曾亲赴热河前线的记载。
 
·         刘凤梧在1979年写给中共辽宁省黑山县党史办公室的《回忆黑山县抗日义勇军》一文中,首次披露:“1933年冬天,快过阳历年的时候,高鹏带来北平抗日救国会的消息,让我们辽西的义勇军到热河去接收各地爱国人士捐赠的武器装备和慰问品。我们黑山县励家窝铺这支部队四百多人,从盘山经赵家屯、中安堡、阜新到达热河的贝子府和朱碌科一带。从辽西到热河的还有郑家窝铺郑子丰的二百多人,安家河肖振起的二百多人。此外,阜新大庙白乙化的六百多人也到了热河,我们这些人都是骑兵,被编为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一团。1933年2月,辽南王全一、顾靠天的抗日骑兵也来到热河,被编为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二团。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来到热河,他们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拍的电影纪录了不少我们这些骑兵部队的活动情况。”该回忆录收入1982年的黑山县文史资料第五集,2001年又收入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文集。①
  2、在《辽宁文史资料》第四辑中收录了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的回忆录《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文中记载:“1933年2月25日晚间,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和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等,率百余人携带械弹、服装和慰问品到达朱碌科。26日到四家子检阅并慰问部队,上海的电影公司拍了纪录影片。”②
 
 3、河北省文史委收录了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军团长王化一的回忆录《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文中记载:“1933年2月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热河交通队凑集了六辆卡车,载运炮弹、宣传队以及随行人员等。车轮破损、零件不全,三里一停、五里一修。司机各个吸白面,一天只行90里。24日晨,副官高鹏给司机买来白面。途中故障减少,速度加快。”③“25日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26日10点前进到四家子,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④
  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都谈到这一段史料。关于这一段史料发生的时间,刘凤梧说是1933年2月,李纯华说是1933年2月26日,王化一说是1933年2月26日10点,他们一个人比一个人说得更详细。
 
  4、在1933年2月20日的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上海慧冲影业公司的摄影师张慧冲在热河拍摄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录影片时,与王化一的合影。
  照片左起依次为:张慧冲、王化一。照片下面的文字是:此系张慧冲在热河前敌摄取抗敌影片时与抗日之第二军团司令王化一氏合摄之影特为发表,朱血花赠。
  王化一说:1933年2月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根据这个时间推算,这张发表在1933年2月20日上海《申报》上的照片,应该是他们去朱碌科以前,在承德拍摄的。
  5、在1933年的上海《申报》上还登载了朱子桥将军(朱庆澜)为张慧冲去热河拍摄抗敌纪录片所发之护照复印件及《热河血泪史》的公演公告。(见下图)
 
6、自1933年3月18日起,在上海《生活》周刊第八卷第十期和第十一期上,连续登载了杜重远将此次热河之行写成的战地报道《前线归来》。(见下图)
 
  7、还查到了注明是1933年2月聂耳从上海到北平前穿冬装的照片。(见下图)
 
 
8、在上海电影资料档案库里查到了纪录片《热河血泪史》的拷贝。(见下图)
          
  刘凤梧说:“影片中那个骑白马的人就是我。”
  通过上述文献可以进一步认定:摄影师和聂耳一起到热河拍摄战地纪录片,确有其事。这个摄影师就是上海慧冲影业公司的张慧冲和张惠民,他们的战地摄影队拍摄的纪录片的片名是《热河血泪史》。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杜重远他们四个人对这同一段史料的记载是准确的。
二、亲眼目睹者对聂耳曾亲赴热河前线的记载。
 
 1、笔者在为刘凤梧抄写回忆录时,曾问刘凤梧:“您是怎么认识聂耳的?”
  刘凤梧说:“1933年2月热河抗战期间,高鹏陪同后援会慰问团的人慰问、采访我们义勇军官兵时,我正在指挥部队唱《义勇军誓词歌》。慰问团里的聂耳听到歌声,来到我们跟前,高鹏向我介绍了聂耳等人。聂耳是南方人,他问我们唱的是啥子歌。我听成是‘傻子歌’,告诉聂耳,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因为听不懂南方话还闹出了笑话。当年高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的联络副官。跟随朱庆瀾从上海和北平到热河慰问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承德后,都是由他负责联络召集的,聂耳等人他都认识,我是通过高鹏的介绍认识聂耳的。”
  2、解放后,笔者也亲耳听到过高鹏说的这些情况。
  1955年,父亲刘凤梧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驻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副站长,被授予中校军衔。当年笔者八岁,在北京五一小学上学。刘凤梧从满洲里送笔者去北京路过沈阳时,特地带笔者去看望时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高鹏。高鹏在谈他们的战斗经历时,谈到1933年2月聂耳到热河慰问过他们这些抗日义勇军的情况。刘凤梧说:“当年你领着聂耳慰问、采访我们抗日义勇军,聂耳把我们的战斗故事写成了《义勇军进行曲》。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定为国歌,我参加义勇军却不算军龄,军衔授得太低。”高鹏说:“我参加义勇军也不算军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是杨成武,我是副司令员,你是团长。他授上将,我授上校,你授中校都是因为军龄问题。”1956年,父亲被授予上校军衔,高鹏被授予大校军衔。
  3、1959年电影《聂耳》上映时,刘凤梧又一次对笔者说起上述史料。
  4、1979年笔者为刘凤梧誊写给黑山县党史办的回忆录时,刘凤梧再次说起这些史料。并亲自口述,让笔者一字一句地记录为文字。
  查阅《聂耳日记》和回忆、研究聂耳的文章等相关史料,没有见到1933年2月18日至2月28日聂耳在其他地方活动的记载,也没有见到与上述史料相抵触的文献,从侧面验证了上述史料与上海的相关史料没有冲突。刘凤梧和高鹏是披露聂耳曾亲赴热河前线这一史料的目击证人。
 
 三、聂耳等人亲赴热河前线慰问和拍摄的是哪一支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
 
 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都谈到,当年驻守在朱碌科、四家子一带的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和第二团。刘凤梧说驻守在四家子的是第一团。
  1933年2月26日的王化一日记记载:“10点偕各司令赴四家子检阅,到达的二军团骑兵一千余名。”“即日午后返朱碌科,顾冠军拟不干,经过恳谈,决定不再请辞。夜12时返回凌源,张海天、王全一两司令因病同行。”⑤
  这里提到的一千余名的部队,显然只是一个团的兵力,而不是两个团的兵力。这时候的第二团在朱碌科,因为团长王全一有病,副团长顾冠军要撂挑子不干,第二团没有到四家子参加检阅。所以在四家子参加检阅的只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也就是到热河前的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
  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书记载:“1933年2月23日,王化一等人到达平泉,慰问东北军二十九旅王永盛部队;义勇军骑兵二团王全一、顾冠军部队和刚从朝阳回来的耿继周部队。”⑥由此可见,1933年2月23日,骑兵二团还驻在平泉,没有参加朝阳保卫战。
  1933年2月23日,热河军董福亭一0七旅的二一三团团长邵本良在北票的南岭率全团投降。参加朝阳保卫战的义勇军骑兵第一团,在北票受到三倍于己敌人的包围,被迫突出重围。在北票北部的大青山区,依靠有利地形与日军第八师团第四旅团的早川止大佐的第三十一联队激战。日军在山区损兵折将,被迫退回北票,转为沿铁路线进攻朝阳。义勇军骑兵第一团翻过大青山,到达贝子府,26日赶到四家子接受检阅。
  根据上述考证可以认定:刘凤梧、李纯华、王化一、杜重远叙述的,1933年2月,聂耳亲赴热河采访、慰问抗日义勇军,协助摄影师拍摄电影的史料是准确的。
  接受聂耳采访、慰问并被摄影师拍摄成电影的部队,是从前线归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骑兵旅第一团的部队,也就是到热河前由共产党员王北成组建的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的骑兵部队。
  聂耳深入抗战前线,以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为抗战斗争生活的原型,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义勇军进行曲》生活原型的代表是亲身接受过聂耳采访的锦州人刘凤梧。
  文献摘自:
  ①《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13页
  ②《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68页
  ③《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56页
  ④《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257页
  ⑤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103页
  ⑥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102页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系列研究之二
 
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与朱庆澜、聂耳
  1999年春,渤海大学的穆景元教授在锦州首先同时发现了两张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的实物纸币。
  穆景元教授将另外一张军用流通债券送给笔者研究。笔者辗转北京、上海,遍访专家学者。经曹阿龙、曲常河等钱币专家鉴定:该钱币品相良好,印制精美,纸张老旧,是十分罕见的、由官办的造币厂印制的真币。
 
 
一、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纸币是1933年上海造币厂印制的。
 
 专家说:“当年中国主要有上海、奉天、天津三个官办的造币厂。上海和奉天造币厂印制的纸币,用红色字体印刷编号,天津造币厂印制的纸币,用绿色字体印刷编号。该纸币是用红色字体印刷编号的,1933年时,奉天已经沦陷,不可能为义勇军印纸币,所以只能是上海造币厂印制的。”
  专家还说:“在文物收藏尚不普及、对抗日义勇军的研究尚不热络的1999年,文物贩子对这样的纸币没有造假的市场需求。该纸币的背面用细小的字体印制了诸葛亮《前出师表》的六百零一个字(原文633字),使用这样的防伪技术即便是在今天也是高成本的。造假的文物贩子若以二十元一张出售,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文物贩子无利可图,对这样的纸币没有造假的冲动。今天有人在网上把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的纸币炒到五千元一张,如果现在再收购这种纸币要小心甄别!”
二、该纸币实物的出现填补了抗战史料中的空白。
 
  多年来,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文献中只记载了领导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的组织,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辽吉黑热后援会、抗日义勇军总监部、东北热河后援会,没有关于“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这个名称的记载。这些史料谈的是两会的分工与合作,没有谈到两会的联合问题。王驹、邵宇春编写的、记述救亡组织资料最全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书也仅谈到:“在张学良的倡导和支持下,1932年11月中旬,救国会和后援会达成协议。成立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辽吉黑热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任总司令。后援会专主募集资金,支援义勇军的工作。救国会协助朱庆澜专主指挥义勇军对日作战事宜。”①
  根据这两张1933年由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的实物可以认定:1932年11月中旬,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上海的辽吉黑热后援会在北平达成的协议是联合协议,救国会和后援会联合成立了一个名为“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出任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的会长兼抗日义勇军总司令。这个组织发行的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以东三省官银号各农商贷款为基础,每元可兑换奉大洋五十元。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以军用流通债券的形式,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提供经费。军用流通债券成为这一时期东北抗日义勇军使用的钱币。
  北平版的流通债券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上海印制的,与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纸币的样式十分相似。券正面的左上方和右上方,分别印有红色的编号,下面标有“财务厅印刷局”的字样。为了获得国民政府的许可,在币面的名称上去掉了“抗日”的字样。这说明,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与上海的辽吉黑热后援会联合以前,是单独印制过军用流通债券的。两会联合后,又以同样的板式印制了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1932年印制的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有北平版、桓仁版、通化版三种版别。桓仁版和通化版的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是唐聚五于1932年4月首先在桓仁印制和1932年5月至8月分三批在通化印制的。桓仁版、通化版的币面上没有印刷厂名。”②
  由此可见,“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这个名称的出现,填补了抗战史料中关于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上海的辽吉黑热后援会曾经实现过联合的历史空白。证实了朱庆澜不仅是上海的辽吉黑热后援会的会长,也曾是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的会长的历史事实。
 
  三、该纸币流通的地域和时间。
 
  穆景元教授手中两张纸币的编号是4771252和5883664。2010年,穆景元教授将编号为5883664的一张钱币送给笔者研究。笔者交给刘笙满到上海鉴定,刘笙满转赠给上海国歌展示馆。
  此后,陆续发现了三款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纸币。在这些纸币的右侧均标有:此券以东三省官银号各县农商贷款为基金。左侧标有:民众联合救国会兑换每元作奉大洋伍拾元等字样。奉大洋是张学良地方政权使用的钱币,1933年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可兑换奉大洋,说明该钱币只能在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地方政权管辖的范围内使用。1933年1月至3月,东北抗日义勇军主要活动在热河地区,这就把该钱币的主要流通地域局限在热河及周边地区。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抗战失利宣布下野。4月27日,新上台的何应钦下令查封救国会,停止发行爱国债券。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取缔,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也随之被取消,流通债券停止使用。
  据此可以断定:这些纸币主要流通的地域在今天的辽宁西部、内蒙中部、河北东部等地。流通时间是1933年1月至1933年4月27日。
 
  四、该纸币是怎样带到前线的。
 
  根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书对“后援会专主募集资金,支援义勇军的工作”的记述,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的印制、运送、发放等工作是由朱庆瀾为会长的辽吉黑热后援会承办的。辽吉黑热后援会的总部在上海,利用上海的造币厂印制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是最便利的,这个推断从侧面佐证了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是由上海造币厂印制的。
  1933年2月18日,宋子文、张学良、朱庆澜、黄炎培在承德与汤玉麟会谈热河战事。当天下午,宋子文、张学良返回北平后,汤玉麟即忙于为姨太太治丧,不再处理军务。朱庆澜得不到汤玉麟对义勇军的支持,立即电令留在上海的后援会工作人员携带军饷火速北上,并亲自返回北平募捐。
  18日当天,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聂耳等上海抗日青年护送后援会的工作人员,携带匆忙印制的这批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从上海坐火车赶赴北平,两天两夜后到达北平又坐汽车于21日赶到承德。
  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的回忆录《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记载:“1933年2月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热河交通队凑集了六辆卡车,载运炮弹、宣传队以及随行人员等。”③
  “25日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26日10点前进到四家子,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对他们讲话。”④
  从1933年2月22日到1933年4月27日,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从面世的五张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的品相来看,除了编号为3771865的那张纸币有残缺外,其余四张纸币的品相都很完好,其中编号为4771252、5882754、5883664的三张纸币像新币一样,证明其流通时间很短。
  由此看来:这三张编号最大、发行最晚、流通时间最短、品相也最好的纸币,很可能就是1933年2月22日,朱庆澜将军率领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工作人员和聂耳等人,护送到热河前线的那一批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比这一批军用流通债券年代更晚、编号更大的军用流通债券。因此,这一批以588编码为号头的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也很可能是抗日义勇军使用的最后一批军用流通债券。
  笔者见过一些1932年印制的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券正面两侧的编号清晰完整。(下图为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的正面和背面)
    在面世的五张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正面的左上方和右上方,也分别印有编号。除了编号为4771252的那张纸币的两侧编号是清晰完整的以外,其余四张纸币的左上方编号的第一位数字都有程度不同的虚印或错漏。
  据印钞专家说:这批纸币是以不同颜色多次套印好币面和币背的图案以后,在出厂前再印编号。四张纸币的左上方编号的第一位数字有程度不同的虚印或错漏,是不合格的错币,严格地说是不能出厂的。
  为什么会有虚印或错漏?为什么不合格的错币能出厂发行?只能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给这些纸币印编号时,是在十分急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忙中出错,错了以后又不允许及时检查。即便是发到义勇军手中,也没有收回销毁。
  上述史料证实,辽吉黑热后援会的工作人员在上海遇到了十分急迫的情况,是热河大战在即,朱庆澜发给上海的工作人员携带军饷火速北上的紧急电令。在十万火急的电令下,辽吉黑热后援会的工作人员急迫地给这些刚印好但是还没有印编号的纸币赶印编号。
  由此可见,当年聂耳他们从上海赶赴热河,携带的军饷就是匆忙印制的这批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聂耳等人从上海带去了义勇军急需的军用流通债券,从热河抗战前线带回了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情、灵感和素材。
  一般造假的货币都是尽量仿真,绝不会出现明显的错漏。这五张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纸币的编号,有的很完整,有的有虚印或错漏。这种不规律的表象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这就更证明该纸币是1933年上海造币厂印制的真币。
  综上所述,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在锦州集中面世,不仅填补了“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曾经实现过联合的历史空白;证实了朱庆澜不仅是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的会长,也曾是东三省民众联合救国会会长;证实了朱庆澜曾率聂耳等人慰问、采访锦州义勇军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进一步为锦州是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的观点提供了实物证据。
  参考文献:
  ①王驹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94页
  ②徐树仁《中国最早的抗日货币-东北义勇军货币》
  ③《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第1256页
  ④《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第1257页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系列研究之三
 
《义勇军进行曲》与《义勇军誓词歌》歌词的相似点
 
 1953年我父亲刘凤梧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驻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副站长时,建起办公大楼和宿舍,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1958年我从北京五一小学转学到满洲里三道街小学,回到父亲身边。听父亲刘凤梧说:1933年2月,聂耳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时,听到了锦州抗日义勇军唱的《义勇军誓词歌》。
 
  1959年父亲以义勇军老战士的身份参加共和国十年大庆。从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回到满洲里的家中后,第一次听父亲用满江红曲调唱《义勇军誓词歌》。在父亲身边的那些年,经常听他用满江红曲调唱《义勇军誓词歌》。
  他唱的《义勇军誓词歌》歌词是: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12字)
  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        (11字)
  留着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     (14字)
  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         (11字)
  携起手,肩并肩。                     (6字)
  豁出命,向前冲!                     (6字)
  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               (9字)
  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  (14字)
  前进啊!前进!向前进!杀!杀!杀!    (11字)
  在《义勇军誓词歌》歌词与《唐宋词格律》对比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义勇军誓词歌》确实是按《满江红》词谱填写的。
  填词有严填和宽填两种形式,为了防止以辞害意,《义勇军誓词歌》采用了宽填的形式。
  根据每一句歌词的韵脚都是平韵脚来判定,《义勇军誓词歌》选用的格律是《满江红》的平韵格。《满江红》词谱的正格规定全词共九十三个字,第一句是11个字。为了在《满江红》古曲谱中唱着顺口,《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句实际上用了12个字,选用的是《满江红》的平韵变格。歌词的前片是四平韵,后片是五平韵,共用了九十四个字。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0字)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4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2字)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3字)
  起来! 起来! 起来!                                           (6字)
  我们万众一心。                  (6字)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9字)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14字)
  歌词的前片是四平韵,后片是四平韵,共八十四个字。为了保持平声同韵,在实际演唱时,第三句的最后一个字“候”,发“齁”的音。最后两句的最后一个字“进”,发“今”的音。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义勇军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有九个相似点。
  1、《义勇军誓词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都采用了铿锵有力的平韵脚格式,两首歌的韵脚完全相似。
  2、《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一句是“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两句话的用词相似。
  3、《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二句是“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三句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句话的意思相似。
  4、《义勇军誓词歌》的第四句是“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七句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相似。
  5、《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七句是“用我们身体筑成长城!”《义勇军进行曲》第二句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两句话的用字和意思也相似。
  6、《义勇军誓词歌》的最后两句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后两句都重复地使用了“前进!”用字完全相似。
  7、《义勇军誓词歌》的第五句是“携起手,肩并肩。”《义勇军进行曲》的第六句是“我们万众一心。”两句话用词不同,意思相似。
  8、《义勇军誓词歌》后片的前四句分别是6个字、6个字、9个字、14个字。《义勇军进行曲》后片的四句也分别是6个字、6个字、9个字、14个字。两首歌的这四句话的段落和字数完全相似。
  9、《义勇军誓词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的主题和内容都是义勇军抗战,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
  两首歌的歌词从主题、内容到具体的词句、韵律、格式、用字等方面都有诸多的相似点,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锦州的黑山县,辽宁工学院的田丰教授曾采访过义勇军老战士王玉楼,黑山县新立屯文化馆长赵扶民曾采访过义勇军老战士王恩,这些义勇军老战士也都会唱《义勇军誓词歌》。刘凤梧、王玉楼、王恩分属不同的义勇军部队,他们都会唱《义勇军誓词歌》。这说明,《义勇军誓词歌》当年曾在锦州黑山县的各个义勇军部队中广为传唱。
  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工作人员张新生王立川填写的《满江红》——义勇军誓词歌,诞生于1931年9月的锦州。1933年2月锦州抗日义勇军唱着《满江红》——义勇军誓词歌,参加了热河抗战。聂耳到热河前线慰问、采访了刘凤梧等锦州抗日义勇军将士,亲耳听到了《满江红》——义勇军誓词歌的歌声。
  这些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
  刘凤梧等锦州抗日义勇军将士是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生活原型。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歌来源于锦州的《义勇军誓词歌》歌词。
  在民间传唱着《满江红》——义勇军誓词歌的锦州,是《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素材的发祥地。
 
 
 
《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系列研究之四
 
东北抗日义勇军名称的由来
 
  因为先有了抗日义勇军,此后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所以研究抗日义勇军名称的由来,是研究《义勇军进行曲》由来的前提。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名称的由来,坊间存在着六种说法。
一、字面含义说。
 
 “义勇”一词,古已有之。词典中对“义勇”的解释是:为正义事业而勇于斗争的。对“抗日义勇军”的解释是: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自愿组织起来的军队。
  这种说法仅仅是解释了抗日义勇军的含义,并没有指出是谁将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命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
 
  二、张学良起名说。
 
  2010年6月11日,关雯心写的《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文称:
  “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并亲自写了前言,《条例》规定:‘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名称,大概就来源于此。”
  2013年2月21日,陈演洛在《中国最早的义勇军组织条例》一文中说:“1929年10月4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拟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内称:‘赤羌寇边,首在抗御,凡属国民或团体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兵、义勇军’。条例规定,名义上属个人者,定为国民义勇兵,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
  2013年6月29日,抚顺档案馆高群在《张学良主持制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一文中登载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的全文,肯定了陈演洛的说法,并指出:“1929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辽宁省政府下发训令,转发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制定的《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成立国民义勇军,是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对苏宣战,发动中东路战争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关于《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一事,高群的这一段话说得比较准确。
  由此可见,1929年10月15日由中华民国辽宁省政府下发训令,转发颁布的这个《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是发动东北民众起来对付苏联入侵的。这个时期的义勇军是抗苏义勇军,不是抗日义勇军。
 
  三、锦州田树森起名说。
 
  台湾文史专家赵尺子在《锦州义勇军发展概况》(《东北文献》第六十期-1972年台湾出版)一文中记载:“大约在1931年10月上旬,警务处长黄显声、督察长熊飞在锦县北街福金升百货店内,邀集潜来锦县求取补给、枪支、弹药的若干抗日首领和代表,研讨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建议召开这一会议的是田树森、李毅夫、赵尺子三人。会议首先讨论抗日军称何名。各方提出者有十余种之多,最后采用田树森所提‘东北反日义勇军’一词。因为日俄战争时,田树森在哈尔滨熟闻义勇军一名之故。”
  日俄战争时期的义勇军是怎么回事呢?据邵雍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一文中记载:“1904年4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招募东亚义勇军(全称: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以抗击俄军。” 
  田树森提到的日俄战争时期的‘义勇军’一词,是当年日本人使用的。这个时期的义勇军是抗俄义勇军,不是抗日义勇军。田树森把日本人抗俄的义勇军,变成‘东北反日义勇军’,这是绝大的讽刺。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最早使用‘东亚义勇军’一词的是日本人。最早将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命名为‘东北反日义勇军’的是田树森。
 
  四、黄显声起名说。
 
  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文记载:“1931年11月18日项青山处决了汉奸凌印青以后,黄显声、熊飞遂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此后,黄显声仿照“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称,将各种名号的民众抗日武装统一命名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由此可见,将“东北反日义勇军”改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人是黄显声。
 
  五、朱庆澜起名说。
 
  赵洪刚、曹玉海撰写的《东北第一路抗日义勇军》一文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将领朱子桥(朱庆澜)、高文彬、冯国安等多人至辽西和蒙边各县旗,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朱子桥同冯国安经锦州到清河门落脚,修函致王显廷。王得函后亲赴清河门,与朱子桥商讨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事宜。朱子桥当即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冯国安为副司令。并发给他们盖有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印章的委任状。王显廷、冯国安接令后,当即返回黑山县白厂门,以王家大院为司令部,于1931年11月5日竖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的大旗,同时发出了招军檄文。”
  高文彬撰写的《参加辽西义勇军抗日经过》一文记载:“他们到达辽西的时间是1931年10月中旬。”由此推断,朱庆澜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的时间是1931年10月中下旬前后。即便是按照1931年11月5日王显廷竖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的大旗,同时发出了招军檄文的时间来计算,也比任命项青山的1931年11月18日以后的某天早了很多天。
  1931年10月,共产党员王北成组建了黑山励家抗日义勇军,与王显廷部组建的时间相差无几。两支部队的组建时间都比项青山部的组建时间早了18天以上。
 
  六、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改名说。
 
  阎宝航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记载:“1931年12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防匪为名,避免日人注意。迨日军进犯锦县,乃由会通令。将辽宁全境和吉林、热河部分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1932年11月,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上海的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联合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任总司令以后,辽、吉、黑、热及蒙边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全部统一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有徽章实物为证)。截止到1934年2月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停止工作以前,这一时期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泛指辽、吉、黑、热、蒙边等东北地区的全部民众抗日武装。
 
 
  综上所述:第一个使用“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词汇的人是朱庆澜,最后全面概括地使用“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词汇的人也是朱庆澜。“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词汇已被史学界公认为表述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的标准词汇。
  坊间有人以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为由,称黄显声是抗日义勇军的创始人。此言差亦,1931年11月,张学良委任黄显声为清乡督办。刘澜波协助黄显声制定《收编委任方案》,把包括朱庆澜组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和共产党员王北成组建的励家抗日义勇军在内的,各种名目的民众抗日武装统一收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黄显声收编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规模大、影响大,但是组建的时间不是最早的。朱庆澜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的时间和共产党员王北成组建励家抗日义勇军的时间排第一和第二位,黄显声收编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时间只能排第三。
  上述史实证明: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第一人,应该是1931年9月,被日军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总裁、1932年11月出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1934年给《义勇军进行曲》命名的锦州人朱庆澜将军。
  在锦州黑山县白厂门王家大院成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和王北成组建的锦州黑山县励家抗日义勇军,是有抗日义勇军番号的两支最早的抗日义勇军部队。这两支最早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存在的事实,奠定了锦州是抗日义勇军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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