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义勇军征战始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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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斗争(一)
1、中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创建者——高鹏振
高鹏振,又名高青山,字云翔,辽宁省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村歪脖山人,1898年出生。兄弟三人,他排行居中。其父高品仲经商兼农,创殷实家境。高鹏振幼年于私塾读四书五经,后考入新民文会高中。
  1917年高中毕业,又进沈阳文会书院学习。不久,按父亲要求辍学回家经营家业。时值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各地贼盗蜂起,散兵游勇危害民间。当地乡绅组织民团,保乡卫土。高鹏振少年习武,精通骑射,善写诗文,且性格豪爽,好打不平,被推选为首领。后来,热河都统阚朝玺的队伍到阜新县泡子村(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抢掠民财,与路过泡子村的高鹏振民团相遇,双方发生冲突,民团打死官兵9人。高鹏振因此惹来杀身之祸,被逼无奈,便率领几十名弟兄投身绿林,报号“老梯子”(取步步登高之意),开始了除霸杀恶、劫富济贫的绿林生涯。
  1930年间,东北军廖旅部下某团团长杨德新,外号杨扒皮,驻防黑山县新立屯镇。高鹏振率部在与其争斗中负伤,于是解散部下,只身到奉天南站日本租借地疗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因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撤离,关东军轻易占领北大营,进而占据奉天城。高鹏振亲眼目睹日军暴行,义愤填膺,乔妆易容,辗转回到黑山,聚集旧部,联合一些东北军军官和绿林武装,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聚集200多人,于9月27日(距事变仅9天时间),举起抗日大旗,成立“镇北军”,高鹏振任司令,高鹏振的盟弟包铁山(蒙族)、侄儿高永昌、东北军原二十八师一营营长孙荣久分别任团长。
  1931年10月3日,镇北军成立一个星期,北平抗日救国会的王立川(原名张新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奉天金同志的介绍下,乔装改扮,几经周折,来到镇北军,找到了“老梯子”高鹏振。王立川到镇北军之后,除学习马术外,每天帮高鹏振造册子、写布告、贴标语,对民众宣传抗日主张。高鹏振非常支持这种做法,部下和民众也非常欢迎。镇北军在成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人数就增加了一倍。
  1931年10月10日,高鹏振将集聚的各部人马,带到新民县西北部的沙里岗子屯,决定改镇北军为东北国民救国军。在成立大会上,高鹏振向大家宣布:“此次改镇北军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的目的,在于抗日救国,非比当年为匪,除了向民间收枪收马之外,应不抢不夺,现已国破家亡,吾人发财何用?”为了组织统一,把各绺子的名号取消,定军队番号为“东北国民救国军”,公推高鹏振为总司令,于当日宣誓就职。
  救国军建立之后,力矫一切土匪行为,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受当地人民的支持与爱戴。救国军很快发展到1300多人。
  1931年11月6日,为了提高救国军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王立川邀来原东北军讲武堂毕业的莫文超、史纯青、徐大同、王绍藩、张公然、孟昭瑞、丁匡大、钱铁铮、刘秘亚、刘百斛等10余人,此外还有从沈阳赶来的王正义、李复同、白云生等为高鹏振部救国军作军事指导。
  在此基础上,在军事建制上也进行了改进,司令部下设八大处:即参谋处、副官处、政务处、秘书处、军医处、兽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此时救国军已发展到2000多人。同时,派李复同去锦州与辽宁省府联系(当时省府已迁锦州),省府对救国军的抗日义举深表赞许,遂发给慰劳金3000元,并通令辽西军政机关,相机关照、爱护,不得摧残。高鹏振被正式委任为东北第四路抗日义勇军二团团长、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骑兵支队司令。
  自1931年10月始,日军迅速占领新民以东的铁路沿线,并建立军事据点,此时高鹏振的抗日救国军与日军转战于辽河以东的丛林沙丘,牵制袭扰日军,并不时予敌以重创。敌人大为震骇,一方面派飞机侦察轰炸,进行武力威慑;一方面派人利诱拉拢,进行收编。高鹏振乃将计就计,佯谈诈降,遂与日方派来的汉奸代表陈鼎进行首次谈判。
  谈判的条件是:高能接受为金铎惠(是新民县收编的满军头子)部的保安团,一切饷项军火,均由日方供给。并约定军队接受改编后,既不打日本人,也不打中国人,专维持地方治安。谈判达成协议后,不数日,陈鼎派人送来一万发子弹和两车棉衣。高鹏振为了骗取日寇的信任,不动声色地接收了敌人送来的物资。
  1931年11月29日,高鹏振率部进驻腰高台子屯,在此进行军训与整编。
  进驻腰高台子后,酒肉足粮草富,住了20多天。陈鼎又领着日本人来到高鹏振的驻地,说日本人要打锦州,要高鹏振部做先锋,一切枪械子弹由日本方面供给。高鹏振说,等把枪炮子弹发来之后,我们就打。过了几天,陈鼎又来要求先打锦州,做出成绩来再发子弹。高鹏振说,这办不到,没有子弹我们怎么做出成绩来呢?拒绝了敌人。此后的一天,第四团陆团长带着四个兄弟到新民县城办事,走到距县城5里的一个路口,有十几个日本兵,枪上上着刺刀,拦住了去路。陆团长指明臂章、护照给他们看,全然无效。日本兵把几个人的枪掠下,全身搜查,最后一个个全用刺刀刺死,只有陆团长死里逃生。
  消息传到司令部之后,高鹏振立刻派人到新民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结果是:人白死,枪扣下,并让高部表示,到底打不打锦州?由于新民县有养伤的战士,又没有准备好,只能表面同意打锦州。于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派来四个日本人和两个翻译,还带来许多东西。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军事和监视高鹏振的行动。
  几个日本人天天运筹攻打锦州的计划,很尽职尽责地做着他们的指导工作。而高鹏振也和部下秘密地进行着复仇的计划。待一切准备好了之后,一天晚上,把几个日本人和翻译都用绳子捆起来,用大车拉着,和全军一起移驻朝北营子。行至柳河西岸,日军追击部队赶到,双方发生激烈战斗,最后日军被击退。在混战中,被擒的3名日方代表和1名翻译被击毙。到了朝北营子,大家会议决定,在歪脖山前为死难的烈士开追悼会,以小鬼子献祭。追悼会上,刀杀日军大尉山崎越兆,告慰牺牲烈士英灵。这次大会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壮了军威,从此拉开了与日军浴血战斗的序幕。
  1932年1月12日清晨,有新立屯驻防日军骑兵73人,由不破直至大尉率队向五台子进窜,同时又有日军翻译龙启玉领12名日军,齐聚五台子屯西山岗处,拴好战马,便向屯里攻击。此消息被救国军的四海侦悉后,立刻向高鹏振司令汇报。高鹏振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选精悍战士300人,与日军决战。
  高鹏振率部来到五台子,将日军的马群打散,敌人哨兵报警,大队日军闻声火速赶来,各奔马群夺马,救国军的“大海”与“四海”率队从三面包抄过来,冲入敌群,开枪射击。经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指挥官不破直治大尉被高鹏振击毙。日军失去指挥官后,遂成乌合之众,很快溃败,纷纷应弹而亡。时至午后,天上下起鹅毛大雪,余下的日军由翻译龙启玉领着,亡魂丧胆地向新立屯方向逃窜,高鹏振率部尾追不放,追至新立屯火车站,回师宋家窝堡,整队东进。
  这次战斗,救国军在五台子共毙敌36名。活捉广濑中尉、小野中尉、永田少尉等7名官兵。打死打伤很多军马,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日本天皇赐予不破直治的世袭战刀,亦被救国军缴获。此次战斗,救国军四海阵亡,大海负伤,医治无效而死,五台子村3名联防队员牺牲。五台子大捷是救国军成立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受到重创的日军,对高鹏振恨之入骨,一面调集部队,对高部伺机围剿,一面对高家进行疯狂报复。日军烧毁高家居住的房屋,将高父逮捕入狱,折磨致死。高鹏振的儿子高永奎逃避到外地的姑家,改名张汝,幸得生存。
  1932年2月,为瓦解抗日力量,汉奸张景惠和张海鹏以功名利禄相诱,写信给高鹏振,如能接受改编,委以满军团长官衔。高鹏振为骗取枪支扩大队伍便接受任命,驻防法库,并更名为苏云翔。张海鹏发给步枪300支,给养由当地摊派。此时,高鹏振同学李宇明、李震东和李荣昌来投高鹏振,听到被改编消息,大为震惊,于是死力相劝。高鹏振对三人爱国精神深为敬佩,悄悄告其真意。三人深受感动,决心留在队里同心抗日,共议再骗取一些枪支弹药后伺机而动。于是高鹏振又给张海鹏写信,编造各种理由,继续索要武器装备。张海鹏得信后,又给步枪200支,歪把子轻机枪4挺,手提式冲锋枪4支。并令高鹏振将部队开到铁岭接受关东军森泽部队点编,高鹏振当机立断,拒绝点编,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开赴辽河两岸与日寇公开较量。
  1932年5月,沈山线是日军侵华西犯、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运输线,日军为了加强护路,常有压道车往返巡查。高鹏振为切断日军运输,率领部下在新民县柳河沟附近一段铁路上堆上石头,又用土把铁路埋了五六丈远。一天傍晚,日军压道车从沈阳出发开至柳河沟时,见铁轨被土埋并堆上石头,便在车上向周围打了一阵机枪。隐蔽在铁路附近的抗日救国军暗守不动,日军以为无人就下车除土搬石,这时救国军以猛烈火力向日军射击,激战一小时左右,敌人怕中计被歼,凭借压道车向沈阳逃去。这次战斗日军伤亡10余人,弃尸3具,其中少尉1名。救国军战死5人,伤3人。
  1932年6月,救国军侦知日军有4辆军用汽车正由新民往彰武运输军用物资中,为了消灭敌人,夺取物资装备自己,决定在新民与彰武交界处小四台子南一段公路上截击。6月15日晨,救国军在公路上挖了一道半米多深的横沟用秫秸棚上,再浮上一层土,战士们伏于公路两侧。当日军前车掉进沟里挡住前进道路时,公路两侧埋伏的救国军以猛烈火力向日军射击。一场激战后,击毙敌军20余名,生俘4名,激获步枪30支,森永牛奶糖20箱,军用皮鞋100双,击毁汽车两辆,有两辆逃回新民;救国军阵亡1人,伤3人。
  1932年6月的一天,下着小雨,日本关东军十六旅团川原劲部队黑田中尉率150多名日军及彰武、法库伪警察大队200多名伪警察,押运十几辆满载军用物资大车。高鹏振获得情报后,立即率本部人马出发,在彰武东北部后新秋一带公路两侧设伏。高鹏振命令部队放过走在前面的伪警察,待日军进入伏击圈内猛烈射击,激战两个多小时,歼灭日军及伪警察40多人,活捉黑田中尉、岛本少尉等7名鬼子,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1932年9月末,高鹏振率先头部队200多骑向北镇县闾山转移,与活动在闾山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副司令张海涛部联合作战,击毙伪北镇县警务局长单长柏,全歼伪警察大队。日军发现高鹏振进入北镇后,从沈阳调来森泽师团,并纠集阜新、义县、北镇等地伪军警共计1000多人,将高鹏振部和十二路义勇军司令于百恩部包围。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发起猛烈进攻。义勇军寡不敌众,激战两小时,于百恩率部队退往义县。高鹏振率百余骑突出重围,退往彰武。但此役高部伤亡大半。北镇一仗失利后,高鹏振率部队转战于辽宁彰武、康平,内蒙古库伦、通辽打游击,后又杀回阜新县。
  1934年12月19日,日本关东军十六旅团长川原少将率其全部人马,并纠集彰武县警察讨伐大队,法库县伪军警和大虎山守备队贩田部队共数千兵力,分四路向康平、法库、彰武一带围剿抗日救国军。在法库、康平两县交界处的叶茂台附近将救国军包围,双方激烈交火。高鹏振见敌人兵力超过自己兵力的十几倍,不宜力抗,下令迅速转移,但贩田命令讨伐大队大队长房景山带500名兵力死死盯住不放,跟踪追击。高鹏振率本部弃康平走新民,过黑山奔彰武,行至柳河东,高单身隐于村头大树后,隔200米与房景山搭话,双方进行谈判。这时房在隐处,微一露头,被高一枪击中头部,当即死亡。高率部向警察队猛烈开火,这时日军飞机也来为敌助战。因警察大队不会对空联络,误遭飞机轰炸。救国军乘势出击,猛扑过来,一举击溃伪警察大队,击毙伪警察30多名,生俘50余名,被俘伪警经过警告而释放。救国军为了回避与日军接触急速转移。这时川原贩田部队相继赶来助战。警察讨伐队误认为是救国军追来,开枪射击,导至日伪军混战,警察又被打死打伤多人,而此时高鹏振率部下快马轻骑已远走高飞了。这次战斗日军伤亡30多人。
  1935年初,由于日伪重兵围剿,辽西环境更加恶劣,高鹏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打击敌人。
  1936年2月初,高鹏振的100多骑兵在彰武县哈尔套被日伪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将日本彰武县指导官菅野良三击成重伤,击毙彰武县伪警察队长等多人。义勇军也伤亡30多人。高鹏振率60余骑突出包围,转战到黑山县八道壕、阜新县孙家湾等地与日伪军周旋,坚持抗日斗争。
  1937年4月,高鹏振率百余骑在新民沙里岗一带活动,被特务侦知,日军立即调来三四千日伪军将其包围。激战中,救国军伤亡惨重,高鹏振右臂中弹负伤,便秘密转移到彰武县太平山村(今属辽宁省彰武县平安乡)养伤。
  高鹏振率领抗日义勇军同日伪军战斗数百次,仅大型战斗就有100多次,消灭大量的日伪军。日伪当局称高鹏振为“辽西悍匪”,在城乡各处张贴告示:生擒“老梯子”赏银元一万块,打死“老梯子”赏银元五千块。
  1937年6月23日,高鹏振的部下“双胜”见利忘义,以转移为名,将高振鹏骗至平安乡四家子村十里堡屯附近树林中,将其杀害。高鹏振为国捐躯,时年39岁。高鹏振虽然牺牲了,但“老梯子”抗战的故事在辽西地区老百姓中广为传颂。  
  2005年7月13日,高鹏振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2、义勇军组建者之一郑子丰
 
  郑子丰,黑山县郑家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曾任东北军三十四旅副官,混成旅连长。“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郑子丰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积极主张抗日救国。1931年11月郑子丰受北京救国会派遣,到黑山组织抗日义勇军。不久即组建起拥有二千余人的队伍,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第五支队,郑子丰任司令。下设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李庆年,第二大队长肖振起,第三大队长阎海峰,第四大队长王海清。每大队500人,下设三个中队。第五支队组建后,先与汉奸武装打了一仗。黑山县姜屯以王聘三为头子的自卫队,投降日军,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帮凶。郑子丰为了扩大抗日影响,充实军备,除奸安民,决定攻打姜屯,消灭这股为日寇效劳的汉奸武装。
  姜屯是一个古老的小市镇,户籍众多,人员复杂,敌伪势力较强,驻有自卫团数百人。义勇军在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攻打姜屯的计划。郑利用“娘娘庙会”的机会,混入一部分短枪队,住于街内,以便里应外合。1932年5月23日(旧历四月十八日),潜伏在街内的义勇军,分头控制了主要的街道和路口,当日天黑后,由郑子丰率其所部开始进攻。激战一夜,天亮时,敌人龟缩到三益堂大院,依靠坚固的高墙炮楼负隅顽抗,义勇军多次发起攻势未克,为保存实力,郑引兵撤离姜屯。
  此战缴获步枪二十多支,手枪四、五支,子弹五百多发,打跨了为日寇效劳的自卫团——北大会,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反动气焰,大长了抗日人民的志气。
  1932年秋季。日本侵略者控制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断西犯,蚕食华北,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抗日义勇军第二军第五军团第五支队在共产党员白乙化(后任第二军团司令,牺牲于河北省白马关)的帮助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队伍日益壮大,威震黑山大地。当地土豪、“北大会”会首周梦忱认贼作父,充当汉奸,镇压义勇军。第五支队决定把周梦忱的反动武装除掉,夺其武器装备自己。战前五支队的主要干部郑子丰、阎海峰、李庆年、刘凤梧等在姜屯东小白屯开会,研究打长岗子作战方案,并提出了口号:“打垮地主周梦忱,活捉汉奸郭海”(北大会大队长)。郑子丰为作战指挥,李庆年率队主攻。1932年9月13日晚,向长岗子开了火。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李庆年、阎海峰一部分队伍攻克了后长岗子,到天明又攻入腰长岗子,继而又占领了前长岗子。这时义勇军士气旺盛,进攻火力猛烈。而周梦忱等为了保存实力,将残兵败将集结在自家大院。此院位于长岗子屯西南角,四邻不靠,四面高墙,四角炮台坚固,四周空旷不易靠近。义勇军多次发起攻势,都没能攻下,采取火攻亦未奏效。周梦忱凭借工事死守,坚持了十几天。后来,义勇军为保存实力,减少伤亡,围而不打,迫使周梦忱投降。周见势不好,施缓兵之计,派人和义勇军假意讲和,暗中派人到大虎山向日军求援。14日晚日军驻大虎山守备队向义勇军发起进攻,义勇军寡不敌众,退到台安桑林子一带。
  1932年9月26日,义勇军上午把绕阳河车站以西三里(韩家窝堡房后)处的铁轨扒翻,下午一点左右,由沈阳开往关内的一列旅客列车,以飞快速度向西奔驰,行至车轨已翻之处脱轨停车,义勇军一拥而上将乘警全部缴了械。
  1932年10月上旬,义勇军第五支队,探知从新民开往关内有一列客车,五支队选出30名战士,列队持枪站在饶阳河车站二道信号处,当车进入第一信号处时,义勇军以旗语令其停车。义勇军上车搜查,车上乘警无一抵抗,全部缴了枪。义勇军下车北去,一小时后,一列日军装甲车赶到现场,向义勇军撤退的方向开枪射击。追到车屯,一无所获。
  1932年深秋,义勇军得知一列满载日军的装甲车从沈阳出发开往山海关,郑子丰率队埋伏在唐家车站附近铁路的两侧。深夜,日军装甲车行至伏击圈内,义勇军以猛烈火力射击,由于日军装备精良,加之装甲车不易攻破,义勇军伤亡数人后,恐被增援敌人包围,于拂晓撤退。
  1932年秋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由黑山经阜新、热河转入关内,到热河以一个团的建制被编入一个旅。郑子丰任旅长;刘凤梧任追击炮连连长(直属于旅)。进关后,郑子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拉出一部分队伍投靠了国民党;另一部分队伍由刘凤梧率领并入高朋组织的义勇军后于1937年冬在河北省福平县与红军会合,成立了一支直接在党的领导下的平西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
  投靠国民党的郑子丰于“九三”胜利后,又到黑山郑家一带组建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为敌。解放后,畏罪逃离黑山,后于北京被人民政府枪决。
 
  3、抗日游击队政委孙宝庄
 
 孙宝庄(1908—1940)原名孙圻,又名快农,黑山县城人,1908年生。曾就读于哈尔滨某大学,后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军,1928年毕业,被派到驻洮南的东北军第二十旅任中尉代理连长。此间,结识了一位苏联友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对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深为不满,萌发了爱民救国之心。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该旅与之交战而失败,官兵四散,各奔他乡。孙宝庄于1932年1月,回到老家黑山,住在本家开设的“同生大药房”,他联系一些爱国志士,于同年2月8日,在西双岗子建起了抗日义勇军第一军第二旅,孙宝庄任旅长。不久,被黑山伪警察局发觉,出动大批军警前去围剿。孙闻讯后,率队转移到太和、李屯等地,由于敌人追剿甚紧,无处落脚,加之力量相差悬殊,恐遭不测,所以就地解散队伍。
  此后,孙宝庄曾奔走于天津、北平、沈阳等地,并在北平参加了共产国际。
  1934年,他在沈阳办起“树人女子学院”,在同学间,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5年9、10月间,该学院因有反满抗日行动,被伪满洲国当局解散,一些进步教员被逮捕。为暂避风声,孙宝庄在沈阳小河沿莲华寺当了和尚。不久去了北平,在党的安排下,投入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孙宝庄在北平组织流亡的东北同乡,参加抗日,筹办协济工厂,给东北流亡者安置生活。后来又和白晓光办《文学导报》,用文学形式反映在日伪铁蹄践踏下,社会黑暗与人民生活疾苦,以此唤醒民众,共赴国难。后因国民党当局认为此刊物“赤化”而停刊。
  1937年初,国民党当局对流亡到北平的爱国青年时有特务跟踪、盯梢。为掩护身份,孙宝庄在北平东四大街开设一所“宏仁西药房”。一则以正当职业出面活动较为方便;二为储备药品,以支援抗日前线。“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久,为了接收京东一支游击队,孙宝庄在米市大街某处派东北大学生沈超去办理,同时叫他立即起程,不能回住所,以防意外。但沈超没有按指示办事,刚回到住所,即被逮捕。孙得知消息后,认为可能暴露,当即扔下药房,转移到了天津。
  1937年秋,当时孙宝庄和爱人吕静,住在天津英租界延寿里二十六号。某日,组织上派孙宝庄与吉雅泰去承德执行任务。去承德必须经过山海关,但是山海关系伪满洲国“国境入口处”,有重兵把守,防御森严,特务遍布。最初,孙、吉二人两次过关都失败了。最后经过反复策划,孙宝庄化装成修表匠,吉雅泰扮成喇嘛,还请了两位真喇嘛同行,才瞒过了敌人,混过了山海关到达承德。他们住在孙宝庄原在东北讲武堂同学、当时任伪满洲国陆军中校团长宋仰廉的家里,经过孙的说服工作,使宋率部反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这支队伍活动在承德一带。
  1939年,孙宝庄奉命去遵化,把地方武装由杨工司令所率领的队伍(约2000千人)组成了抗日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在兴隆山之战,遭到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终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孙部惨遭重大伤亡,只剩下百余人。孙宝庄只带着通讯员突出重围,步行返回天津。由于长期劳累,他得了肺结核病。组织上让他修养一个阶段,但他并没有休息一天,一直坚持工作。
  1940年7月,孙宝庄负责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会后,不幸在奥租界被敌人逮捕。同年12月,被日寇杀害于北平南苑,年仅32岁。
 
 4、中共抗日将领才山
 
 才山(1910—1945年)原名才治安,黑山县新立屯镇王庄屯人,1910年出生于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1928年考入哈尔滨工科大学。翌年,入北平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山激于民族义愤,毅然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流亡到北平。1934年春,才山和任作田先生一起,以东北义勇军名义,于内蒙河套地区组织垦区。1937年7月才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参加了中共绥西垦区特委领导的暴动。在党的安排下,才山和白乙化组建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总队”,才山任中队长。1938年秋,才山被派到三五九旅旅部实地学习参谋业务,后回到“中华民族抗日先锋总队”任大队长。
  1943年夏,晋升为冀东军分区副参谋长。1939年夏,“中华民族抗日先锋总队”与冀东人民抗日联军合并。不久,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军10团,才山任参谋长。
  1939年冬季,才山率部在冀东山区抗击日军。时值严寒季节,战士们还穿着单衣行军打仗,露营夜宿时,高山风疾,寒流阵阵,冷气袭人,部队生活在战后的断壁残垣之中。白天还好过些,夜晚实在难熬。为解决防寒棉衣,才山想到曾在“一二九”运动中被国民党当局抓住遭到毒打而由白乙化(10团团长)冒死救出的一个叫王风梧的学生,现在为伪军保管军用物品,经过团部研究决定,才山便以10团全团代表身份,并携带白乙化的亲笔信,到柳林村南与王风梧接洽。王表示支持。经过协商,由10团的一部分人佯攻王的住地,引王外出;一部分人打开他的库房,搬取大批的布匹和棉花。但布匹全是白色的,才山又想出办法,让人把白布和棉花发到各连,请当地农民群众帮忙。经过用杂草、树皮、黄泥或锅灰等,将白布染上色,然后做成棉衣,度过了寒冬。
  早在1934年时,才山对抗日未来的发展,就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抗日力量应该大力发展并继续推进,向着平北、向着冀东、向着长城外的都山山脉,向着久别的故乡辽西推进,早日打回东北的大地上,痛击日本侵略者,解放那里的父老同胞。所以在1939年夏,原冀东抗联的几位负责人要从平西(北平西邻各县)返回冀东,当时10团准备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但才山另有打算,便亲自带队,安全地保护首长渡过敌人的封锁线。在完成护送任务返回时,他一路上仔细观察这里的地形,了解敌我的斗争情况,对地势条件好,适宜建立落脚点的北石城、四合堂、狼房峪等十几个山村,作了重点探访。并指派刘永候率领几个侦查人员,化装成商人,长期潜伏下来。他们暗地里宣传和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购买一些军用物资,如被服、粮食等,都分散隐藏在山内的群众家中。
  1940年春,八路军挺进军肖克司令员,制定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创北平根据地和坚持冀东游击斗争”、“三位一体”的战略蓝图后,10团受命进军丰(宁)、滦(平)密(云)地区。4月20日,才山率第一梯队从平西永定河畔的猪窝村出发,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冲过敌人的封锁线,于5月1日,顺利到达第一个立足点——八道河子村(今怀柔县境内)。几位负责人以此为中心,各带一个连,分散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经过20多天的努力,他们站住了脚,培训了一批基层骨干,更加广泛地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5月21日,白乙化率第2梯队到来后,才山又率队继续往北,向云雾山区进军,并在那里收编了袁水和王荣两只绿林队伍,扩大了革命力量。这时,丰、滦、密联合县政府成立,根据地由原来的4个区发展到16个区。
  1941年秋后,日本侵略者为确保伪满洲国西南边境的安全,对丰、滦、密地区实行大扫荡和大屠杀,制造“防卫集村”和“强化治安运动”。这使10团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尤其是在山区抗击日军,环境险恶,道路艰辛,更缺少给养。这时,才山以前在山区储藏的粮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人们这才领悟到当年才山争着率队去北平护送干部的行动,敬佩他的深谋远虑和长远打算。
  从1940年冬起,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者的实力日渐分散和衰退,抗战必胜的大好形势,也逐渐呈现出来。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从延安、晋察冀军区、冀东等地的一批接着一批的军政人员和战友们,途径丰、滦、密地区,走向抗日最前线。护送这些人员过境,是10团的重要任务之一。1943年夏季,又有两批军政干部,从延安和晋察冀军区去冀东和辽西开辟新的战场。当时,正是敌人重兵围困丰、滦、密地区进行扫荡之时,要穿过敌人的防线,是很困难的。为了很好地执行任务,10团调动了全部力量,去完成这次安全护送任务。
  这次被护送的人员,分两批进行。才山负责护送的第二批人员,约百余名,男女老幼,骡马成群,像一个游牧部落在迁移。这么大的行进队伍,要想通过严密的封锁线,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支队伍从平西根据地出发,通过怀来县境内的平绥铁路时,被敌人发现,敌人误以为是八路军的炮兵在行动,感到来势异常,急忙调动大批兵力,想一举歼灭这支队伍。才山在夜幕降临时,决定将被护送的人员暂时隐蔽下来,集中全部骡马,由熟悉地形的战士赶着,朝南夺路,疾驰石城以吸引敌人,减轻10团的压力;另选一支精干分队掩护转移。这天夜间,天气时阴时晴,敌人被骡马队和小分队的突围,分散了注意力。才山乘夜暗之机,掩护人员向东,沿山坡而下,一路鸦雀无声,急行百里,终于摆脱了险境。当他们到达风驼梁的时候,正赶上九渡河(今昌平县十三陵东)的敌人,到坡岭一带扫荡。这股敌人约百余人,全部是日本兵,正挡在隐蔽行进的必经之路上。这时,才山率队暂时隐蔽起来。当敌人到山沟休息毫无准备时,才山指挥两个连的兵力,分两路悄悄接近敌人,猛烈进攻。敌军只好丢下十几具尸体,抱头鼠窜,仓皇逃去。当才山率队和护送人员通过潮河与平古铁路,刚跨入冀东地区的边缘时,又遭到敌伪军千余人的拦截,才山他们陷入了敌人的前后夹击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才山立即派出侦查人员火速与冀东部队联系,准备接应;同时,组织部队趁敌人尚未形成合围的有利时机,掩护被护送人员向冀东中心地区挺进。他们边作战边转移,经过三昼夜奋战,几经艰险,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尾随,胜利地与冀东部队会师,完成了护送任务。
  1943年春,才山晋升为冀东军分区副参谋长。
  1945年5月16日,才山率部在河北杨家峪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5岁。
  新中国成立后,才山遗骨被安葬在河北省石家庄华北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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